理论园地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的统战思维
[作者:赵景文发布时间:2018-08-29 17:30来源: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中苏两党开始了论争。那时,苏联从政治上孤立我们,也从经济上遏制新中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局面。1961年10月初,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前夕,看到了浙江省绍剧团在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感于时事政治风云,特意向自谓“虎气为主,也有猴气”的毛泽东推荐了该剧。 10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陪同下,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这出戏,对演出给予了热情称赞。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绍兴剧团根据古典名著《西游记》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的故事改编的名剧。 1961年10月1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观看了这出地方戏。演出结束后,剧团的同志请他提提意见,郭沫若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很有教育意义,于10月25日夜欣然作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诗没有评价表演,而是直接抒发观后感。郭沫若从剧情生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至今读来,还能感知得到一代文豪的诗兴和政治冲动。郭诗大致意思是:唐僧人妖不辨,敌友不分,是非混淆,对敌人发慈悲,对朋友不断刁难,还反复诵念紧箍咒赶走孙悟空,让害人的白骨精接连三次脱逃,应当千刀万剐!郭诗表达了强烈的爱憎感情。不久,在南方视察途中的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这首诗,11月17日到达杭州后——也就是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的第17天,他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毛泽东亲自审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是一首针对性很强的政治诗。现存作者手迹一件,原题为《三打白骨精·和郭》,正式发表时改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在诗中,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眼光,对近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艺术概括。语言简洁,想象丰富,寓意深刻,坚毅沉雄。全诗以逻辑思维顺序构架全篇,又以神话人物形象隐喻现实,将剧情与现实反修斗争巧妙结合起来,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寄寓了一个严肃的政治主题。

客观地说,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诗有共同的主题主旨,且都是依据当时的国际气候进行创作的,二者均借着戏剧赋诗,政治抒怀。但两诗作者的政治视野、理性胸襟及艺术洞察力显然有明显差异:郭沫若对于“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极为气愤,恨他念“紧箍咒”,咒他“千刀当剐”。毛泽东不同意郭诗中的偏激看法,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早在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上就讲到:“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在毛泽东看来,唐僧虽然错误地惩罚了孙悟空,三度放走了白骨精,但他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终究是可以教育争取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白骨精”才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最危险敌人,是真正要揭露打击的对象,是敌我矛盾。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口头答复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毛主席诗词》英译者说:“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毛泽东和诗,不只在于较之郭诗更符合神话传说的情节,尤其重要的,是更准确的揭示了现实斗争的本质意义。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和诗,当天即步毛诗原韵,又和了一首《七律·再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

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

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

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晴火眼无容赦,

哪怕妖精亿次来。

笔者收藏的一本1973年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郭沫若同志对毛主席诗词的解说》,收入郭解读毛泽东诗词的文章21篇。其中一篇就是《“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发表于1964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主席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做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读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还流露了检讨之意:“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事实上是改正了我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看得出来,郭沫若反思了原诗存在的问题,心悦诚服的接受了毛泽东诗中的纠正意见。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收录了一封毛泽东1962年1月12日写给当时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信:“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统一战线政策”,原意指的是一种联合策略,是指一些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组成的政治联盟。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开创者,毛泽东在诗中,透出了丰富的统战思想:

其一,区别情况,分清敌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是他写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文献的开头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善于以历史的眼光观察世界,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他以诗化的语言,对剧中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在区别情况基础上建立不同的策略:一是认为“鬼域必成灾”,对“白骨精”类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二是认为唐僧是中间派,可以争取、教育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三是对斩妖降魔的孙悟空,是热忱的“欢呼”与召唤,期盼他奋起千钧棒,扫除一切害人虫。

其二,争取中间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有一个专题即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一节是“争取中间势力”的论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中,除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外,还一再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统一战线极严重的任务,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并从工作方法上要求“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他们采取中立、对我同情和向我靠拢”。毛泽东诗中力主争取唐僧这样的“中间派”,是着眼于团结大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其三,又联合又斗争。毛泽东在诗的首联“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中,借用神话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加以引申发挥:自从世界上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风暴,就有现代修正主义这个白骨精兴风作浪,让人们清醒认识到,眼前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对“僧”与““妖”的阶级属性进行明确判断,点明了他们的本质,充满着对敌对势力的高度警惕,并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态度,提出不同处理方法:在团结争取“犹可训”的唐僧的同时,要对害人的妖魔鬼怪进行坚决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论政策》等著作中,还进行了理论总结,不但阐明了“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的鲜明观点,而且提出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在其《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了毛泽东于1964年1月与她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这当然含有伟人特有的自谦自嘲之意,不过也让世人领略到毛泽东以诗词为武器的高妙斗争风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写作已过去半个世纪,诗人离开我们已四十多个春秋。每读此诗,仍会自然升腾起一种情绪:对敌人的警惕与蔑视,对前途增强胜利的信心。诗篇洋溢着的这一气概与精神一旦被群众掌握,定然会转化成一种非同寻常的物质力量。

除《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外,毛泽东还有不少诗词显现统战思想:譬如写于1936年12月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有“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的诗句,充满了诗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欢迎与鼓励。又如,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于国难当头,毅然率部入缅作战,壮烈殉国。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专门赋诗遥奠戴安澜: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毛泽东一生只为两位将领写过挽诗: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就是戴安澜。实际上,毛泽东赋诗挽戴安澜时,正是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时,作者不计前嫌,完全站在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高度赞誉戴将军的民族大义。再如,写于1949年4月29日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充满了对柳亚子这位爱国诗人的爱护、关怀和真诚劝导。还有写于1955年10月的《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有这样的诗句:“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诗人以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真挚情怀,对爱国民主人士周世钊表达了抚慰、勉励之情。等等。毛泽东这些蕴含丰富统战思想的诗作,不同程度的发挥了团结、教育、鼓励和引导人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统战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总结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最早确立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念、新要求,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这是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的重大举措,是凝聚各方力量的战略部署。在新的征程上,我们不忘以史为鉴。重温毛泽东诗词,领悟其中蕴含的统战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有现实借鉴意义;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思想,把中华儿女广泛团结起来,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现实的启示、促进作用。(赵景文  系云南省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兼统战部副部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本文刊登在《中国统一战线》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