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一个大概念，其中包括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等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教育而言，尤其是就教育方针而言，他们有着近似的重视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全民教育方针，但是却各自赋予教育以截然不同内容和采取不尽相同的做法。他们发展教育的方针和共同目标都是把教育的本位功能放大。截然不同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五育并举的和谐教育方针；北洋政府贯彻的是体现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的《教育要旨》，南京政府时期也在努力贯彻全民教育，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推行全民教育的同时，在教育中添加了有特殊意义的国民教育，也就是在教育中奉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实质上就是在推行国民党右派的“党化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延续着辛亥革命的革命性和民主性，这个时期的国民教育重视发挥教育的社会作用，希望通过全民教育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出发合理科学前卫地设置学科；特别具有革命性的是所施行的教育都着眼于帮助学生发展个性、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和价值，将教育的社会价值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来的民国时期的全民教育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发展前例。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就强调：要在中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华民国建国不久的民国元年元月（1912年1月19日）就由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明确规定全国的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费就读。这一决定使得家境贫寒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完成学业的可能，更为进一步推行全民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条件。《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对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名称、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还规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标准，为学校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年7月，教育部为了决定和贯彻教育的基本方针和学校法令，专门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形成并公布了《学校系统令》，进一步明确了民国教育的宗旨，规定了各类学校的课程规程。1946年国民政府专门为教育立法，颁布了《教育宪法》。《教育宪法》明确了中国教育的根本方针：“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指出“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同时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更明确要求“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在学校设置的总体要求下，中国教育在封建王朝两千来年逐渐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由乡间义学、私塾、书院和公学联构而成的教育格局和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的多元化多样式格局，显现出近代社会教育自身具有的先进的文化生态状态。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大学教育资格条例》，条例中除严格了教师资格外，也规定了教师的待遇，令人惊讶的是，1927年，一位大学教授的月薪高达400~600元，几乎与国民政府的部长的待遇相当。副教授月薪260~400元，讲师月薪160~260元，就是刚刚毕业的助教也能拿到月薪100~160元。不光是大学教师待遇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也不低，中学教师的平均月薪是120元，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也有30元，而当时县长的法定月薪只有20元。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那样艰难危急的时局下，中国仍然施行着免费义务教育，在八年抗战中奇迹般地培养教育出了数十万战区流亡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成为了中国全民教育的优秀成果和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后，昆明本应在民国初年就和全国一样进入全民教育的快速发展期。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后，云南一直处在响应辛亥革命、滇军入川入黔平乱、首义护国、起兵北伐、护法运动、倒唐兵变等等重大事件的政治漩涡之中，时局和社会极端动乱，当政的唐继尧无暇顾及昆明教育事业的发展。直到民国十一年二月唐继尧二次主滇后，他才一度专心治滇，兴办教育、筹办市政、发展实业。创办了东陆大学、云南航空学校，修筑了云南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第一条公路——昆明~碧鸡关公路，开通了昆明的航空线路，兴建了云南第一个使用机器生产香烟的亚细亚烟草公司，在昆明建成了第二座水电站。同时，也把昆明的义务教育推向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唐继尧于民国十一年八月一日成立了昆明的第一个市政机构——昆明市政公所，任命自己的堂弟唐继虞为督办、张维翰为会办。昆明市政公所在唐继尧的支持下，除加强了市政建设：辟开东南城墙增开护国门、兴建护国桥、兴修护国路，兴建云津市场，改造大南门、兴修近日公园、整修街道外，还在昆明实施了一项应当载入云南教育史册的社会工程——创施义务教育。在昆明创施义务教育对于推动昆明、乃至云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昆明创施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创施义务教育最直接的推动者和责任人张维翰先生人生书卷中最生动精彩的那一页。
张维翰1886年生于云南大关县翠华镇笔山村。这位1904年从有着“笔架朝辉”“翠屏晚照”美景的黄连河走出来的先生，先就读于云南政法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任过云南都督府秘书、四川省督军公署秘书长，1919年远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市政研究会专攻市政和宪法。学成回国即在家乡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致力于培养为国效力的后生学子。以“十年乐育英才薮；百艺振兴文化城。”为人生目的。后来因与当地官员政见不和夙愿未尝，转任蒙自道尹。民国十一年被唐继尧选中任为昆明市政公所会办、后又升为督办，正合了张维翰的心愿。于是，张维翰在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的支持下，得以在市政建设管理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上一展抱负和才学。
张维翰统观昆明当时的市政状况和教育现状后认为：“以市政为民治所权舆，而民治与教育相表里。”一下子就抓住了执政的根本——必须普及全民教育，以提高民众的素质。他认为：“使举国人人皆获有均等之教育机会，基本的生活智能，于以形成其国家文化上、地方自治上、群性个性之调和发展，以跻其国家抑地方于开明富强之域，此义务教育之真义所在。”同时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理念，他认为：“举世文明先进之国家与地方，所由有国民教育之强迫普及而认为政府与其人民施受两方相对的一种法定义务也。政府对于人民之义务为设学，人民对于政府之义务为就学。就学不难而设学为难，设学不难而普及为难。”于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针对当时梗阻义务教育推行的破题措施——强迫义务教育。张维翰认为“普及以为目的，强迫以为手段。”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普及教育必须通过强迫实施方能推行。也就是只有通过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才能“使举国人人皆获有均等之教育机会，基本的生活智能，于以形成其国家文化上、地方自治上、群性个性之调和发展，以跻其国家抑地方于开明富强之域。”从而达到推行义务教育的真正目的。针对国内有些地方推行义务教育迟徊审顾廉让未遑的情况，以及云南和昆明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造成的义务教育相对滞后的现实，张维翰决心率先勉为其难在昆明推行强迫义务教育，并勉励自己要把在昆明推行强迫义务教育视为己任，热心毅力，惨澹经营。张维翰认定：“相顾难之其事遂以难两终于不单。若是乎畏难之足以害事，而成事之必有待于人。”决心将昆明的强迫义务教育坚持做成。
其时，云南全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刚刚在省议会通过并颁行。张维翰与当时的教育课长、后来的教育厅长龚自知合力精心制定了在昆明市创施义务教育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唐继尧的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批准。于是自民国十二年春季开始，将散布在昆明市四个行政区内的省立小学作为第一批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全部划归昆明市政公所创施义务教育，昆明的义务教育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到民国十四年春季，昆明市先后扩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市立小学校23所，开设了一百三十七个初小和高小班级，每年投入的七万三千三百余元义务教育经费，让昆明市在公立私立小学就读的一万一千八百名学童终身受益。要知道在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昆明的人口仅为118861人，在人口不足十二万的昆明，通过创施强迫义务教育，使一万一千八百名学龄儿童成为了小学生，使昆明学龄儿童入学率由原来的29%上升到了93%。创施强迫义务教育还让33%以上的学龄女童和贫儿女童有了难得的就学机会，真可谓实现了全民教育的充分均等，张维翰终于依照承诺完成了他任内的昆明市义务教育的普及。
在强行创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昆明市的小学校也因此得到很好的发展和进步。从教育资源的配置、编制的确定、课程的设置、教育方法的改进都初步达到了完全小学应有的水平。同时在创施义务教育的努力中培养和逐步形成着能够适应义务教育发展需要的以完全师范毕业生为主要力量的能够承担现代教育的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队伍。昆明的义务教育由此走向教学训育循名贵实，励行讲求，在强迫普及义务教育中追求完善的初级教育的高层次，走向通过强迫普及义务教育不断提高昆明民众文化素养的高层次。昆明市的义务教育自经此番创始，若章则办法，若常年经费，若校址校舍，若设备器物，洪纲大端莫不毕具，使自今以往无间后先益相策励一本。
应当说，张维翰、马鉁、龚自知以及当时所有参与创施昆明义务教育的先贤们，在九十年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这样的有意义。手抚细读原先树立在武成路上那所得益于昆明创施义务教育的华山小学校园里的《昆明市创施义务教育记碑》，我们似乎还能够看到张维翰们当时创始之限难，冀宏规之益远，爰彰成迹用策将来。懂得是他们的努力才使昆明的义务教育与时俱进之精神继长而增高，发挥而光大，则敬教勤学，百年树人之丕基于焉大奠化泽所至。于是心中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感念和敬佩。（民进昆明市委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