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滇池之滨的昆明城，汉属谷昌、建伶等县，南诏设拓东城，元置昆明县，又称鸭赤（押池）城，为中庆路治所。明以后为云南省会。1922年析置市，1953年昆明县并入昆明市。“昆明”一词，源于先秦（又作“昆氵弥”或“昆弥”）。

地处北纬24°23′，海拔2600米的滇池盆地、滇池周围的昆明市，素有“春城”的美誉，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纯朴厚道，自强不息，既温厚包容，又刚直坚韧，敢为人先的昆明人。

今天的昆明人，是一个包括汉、彝、回、白、苗、傈僳、壮、傣、纳西、哈尼、满、布依、藏、蒙古、侗、佤、拉祜、土等十多个民族（以汉、彝、回、白、苗为多数）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

昆明地区最早的人群，应当是彝族的先民：“从远古时代起，彝族先民就一直劳动、生息、繁衍在滇池地区。”“4世纪中叶至8世纪前期，爨氏称霸南中，形成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割据政权。爨氏统治范围，分作两个较大区域，即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东爨乌蛮则……为今彝族先民。”（《昆明市志》第一分册，P393）①昆明地区就在东爨乌蛮范围之内。若追溯得更远，则多数学者认为彝族源于西北的氐羌。②

内地移民进入昆明地区，当自先秦战国始。如“庄蹻开滇”，汉武帝迁秦晋豪民到益州屯田等。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族移民更以多种途径进入云南。规模较大的，如天宝年间，唐军20万征南诏而全军覆没，被俘或逃散而存活下来的当属多数。再如南诏进攻四川，从成都等地掳掠大量工匠回南诏。但是，元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多已“变服，从其（指当地民族）俗”——融入当地各民族（主要是彝族、白族）当中了。白语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古时期古汉语词，或可为佐证之一。

昆明的白族来自洱海地区。南诏建国，阁罗凤建“拓东城”，大量白族（白蛮）自洱海地区迁来。但到了元明时期，这一部分白族大多已融入当地民族当中。《昆明市志》指出：“现居昆明的白族基本上是元代以后迁入的。”“蒙古大军……原云南各族中组织兵力，组成爨僰军，为攻打南京宋的先锋……公元1261年，这支军队返回云南充当‘乡军’。在去、返的途中许多白族士兵落籍各地，逐渐定居到现在。”（《昆明市志》第一分册，P393）这就是今天聚居在昆明五华、西山两区和安宁市的白族的来源。

早在唐代，伊斯兰教就已传入昆明。正义路南城清真寺所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清真寺碑》载：“有唐太宗之六载，建清真寺于会城内道之西，至元咸阳王而重修之。”但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入和昆明回族群体的形成，则是元代的事。元宪宗二年（1253年），蒙古元帅兀良合台率蒙古大军和西域回回亲军十万人，随世祖忽必烈攻云南，并于1254年攻下鸭赤城，这是昆明有了较多回族移民的开始。其后又有元宪宗六年（1256年）、元英宗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次大批回回（回族）进入昆明。其中，赛典赤·赡思丁父子至元十一年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士兵、工匠人数最多，子孙繁衍量大，以后又有大量畏兀儿人（维吾尔族）加入，使昆明回族人数不断增多。（《昆明市志》第一分册，P412）

昆明苗族辗转来自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先是唐末宋初的战乱和苛捐杂税迫使他们从湘西、黔东和川南向黔西北和滇东北迁徙，到了清咸丰年间，黔西北的苗族又不断向曲靖地区及昆明的嵩明、富民、禄劝、宜良一带迁徙。清同治年间，武定一带部分苗族大量向禄劝、富民、嵩明一带流徙。之后，由于战乱，灾荒及其他原因，黔西北及云南文山、红河一带的部分苗族又逐步辗转来到安宁、西山（今部分已划入五华区）、官渡、宜良、路南等地。（《昆明市志》第一分册，P446）

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包括昆明）始于元代，而于明初达到高潮。元代先后随忽必烈和赛典赤·赡思丁入滇的所谓“北人”当中，先后在辽、金统治之下，然后又归于元之统治的汉人不少。尤其是赛典赤·赡思丁及其子孙在滇任职，带入许多“北人”屯田戌守，留居云南，其中入住昆明的汉人想必更多。

明初，内地汉人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方式大量入滇。据《明史》、《太祖洪武实录》、《滇粹》等史籍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三十多万南征将士因沐英留镇云南而携家眷留滇屯田。洪武十六年（1383年），朝廷调凉州诸卫所十四万余人往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九、十月，更三次调遣安徽、四川、湖南军队十万余人到云南屯田。至今，昆明还有大量的“×卫营”、“×所”和“×旗营”之类的地名，就是明代军屯实行卫所制度留下的痕迹。民屯数量则更多。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年间，民屯移民多达三百余万。其中，以洪武二十二年沐英率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规模最大。此外，商人募人入滇屯田，生产粮食换取朝廷“盐引”，称为商屯，也因此迁来大批内地汉人。

至此，云南，首先是省会昆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比例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数跃居各民族人数的首位，在昆明，则已成为了主要民族。加之元代以来实行的行省制度，促进了来自不同地方移民的融合，逐步形成了与行政区划相适应的，在昆明地区先在汉族，然后在其他民族（如彝族、回、白、苗）当中通用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以江淮方言为基础，又吸收华北方言的若干成分，还受到其他一些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一种汉语方言”——昆明话，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彝、回、白、苗等民族在内的，人们通常理解的，有着自己文化特质的“昆明人”群体就基本上形成了。

元、明以前，中原文化对昆明的影响甚微，虽然南诏、大理仰慕中原文化，但其时云南人“但知尊王義之而不知尊孔子。”赛典赤·赡思丁始开科举，建文庙。明代云南科举得到发展，清代云南科举达到鼎盛时期（元有进士数人，明清两朝则有进士200余人，举人数千），“蛮荒之地”逐步成为礼仪之乡。于是有了明代官历四朝③的首辅杨一清，更有了清代痩马御史钱沣（南园）还有了民间“高人韵士”兰茂和孙髯，有了《滇南本草》、《韵略易通》和《大观楼长联》。

明初以来六百多年，不断有内地汉人进入昆明，昆明也不断有人到内地，昆明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昆明人”也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从明末到当代的三百七十多年间，又有多次规模较大的内地汉人（也有满人等）入滇。

明末清初有大西军及永历小朝廷入滇，吴三桂等率清军入滇，平定三藩之乱的清军入滇。其间因躲避战乱逃到昆明的百姓也不在少数。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商人、工人、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其他人员涌入，使新的外来人口一度超过本地原有人口。1949年，昆明总人口从1937年的十四万多增至三十一万。

这一阶段，昆明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内地文化，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内地文化对昆明的影响大大加强，昆明人的思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后，又有大批解放军，南下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来到昆明，其中相当部分定居昆明。以后，大批内地（主要是两湖、江浙、上海）干部和技术人员支边留在昆明……加上昆明行政区划多次扩大及人口自然增长，如今的“昆明人”人数已达五百多万了。

正如《昆明市志·方言（二）》所指出：“近300多年来，昆明一直是一座外来流动人口频繁，五方杂处的城市。”就是说，昆明人的来源复杂而广泛，所谓昆明人 “祖籍南京”，不过是因为明代军屯、民屯，其集结然后出发的地点多在南京（高石坎柳树湾）的军营，口耳相传，把“从南京高石坎柳树湾出发”误传为“祖籍南京高石坎柳树湾”罢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昆明的今天，了解“昆明人”这一群体的构成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程，了解影响其形成、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昆明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吃苦耐劳、诚实善良，团结和睦，大度包容，不排外，不排他，善于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的优秀品质，理解昆明何以历来少见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踪影，昆明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何以比较淡薄，世界著名的大航海家郑和何以出自昆明，伟大的护国运动何以能在“边鄙之地”的昆明爆发，《国歌》的曲作者，人民音乐家聂耳何以在昆明诞生，从而增强昆明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好地发扬昆明精神，传承昆明人的优良传统，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昆明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民进昆明市委投稿）

批注：

①《昆明市志》指1983年出版的《昆明市志》。下同。云南各民族的来源，多数学者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放的各族源于氐

②羌；属于汉藏语系壮缅语族、苗瑶语族的各族源于百越；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源于百濮。

③嘉靖、成化、弘治、正德、四朝。